作为豫唐钱君匋先生的门生，这一多才多艺文脉的特点使得蒋山青的身份模糊不清，尤其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社会专业愈来愈细化这样的局面，再坚守这种旧式的文化延续，无论书法篆刻，无论绘画和写作，或者在生存因素为大前提下去进行文化策划和艺术经纪，都一样在增加确定难度。因此，以如是的传统形式想要在文化观念上进行突破显然有两大难点：一是对以往的知识、趣味的难舍难分，二是在当下语境里意识转换、思想体系重建，激发全新的创作活力，其障碍重重，这也是他们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拨艺术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贫穷动荡，知识转型，使得他们肩上的包袱和历史烙印明显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后者，他们才是最尴尬的，也恰是两个历史时期的衔接部分，故而可以说思想不在这一代中产生，就会在这一代中丧失。发生在蒋山青身上这些艺术活动的表现，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其艰难和困苦，迷茫和焦虑。
　　尽管如此，蒋山青从事创作还是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水墨画中的大量现代觉悟，同样的瓶花，赋予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视觉对话；同样的荷花，也是当下心境的全新文化诠释。蒋山青二次澳门画展期间正好相隔十年，十年要证明的经验和认识，更具有解读意义。山青兄的这批水墨画，展示了传统文化姿态下一颗敏感且富有才情的心灵，在一点一滴的水墨渗化之间变化的过程。通过对普遍主体的个体化改造完成了人向人自身感性生命的还原。这是一种感性的启蒙，是人走出类化生命的二次解放。如果任何自然对象一样是一种生命之物，预示着人与对象世界平等对话时代来临。我们在蒋山青的水墨中读到一种率性的自由意志与特定的自然元素的全新视野，从物的感觉化的表象到物的生命化的样态。山青付出了努力，也只有在审美活动完全摆脱了主客二元论的阴影，笔墨才能独立自由的敞开，艺术才能托物而言情。

                                               《澳门日报》2004年12月19日